文明冲突论

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结束。关于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会走向何方,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并在此后不断发表文章以建立起自己的文明冲突理论。

一. 两种不同的历史哲学

  二战结束后,雅尔塔体系建立起来,美苏两国作为超级大国对立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矛盾成为了战后的主要世界矛盾。随着铁幕演说、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等等一系列举措,美苏两大阵营逐渐形成了以意识形态为根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方面对抗。

  冷战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任何一场战争。其特殊性不仅仅表现在形式上——世界整体仍旧处于二战后的创伤中,虽有小规模的“热战”但没有大范围直接的激烈流血冲突;而更为特殊的一点是,冷战不是简简单单的国家利益或是霸权之争,而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对抗角逐。

  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占据世界两极的重要一极陡然消失。关于如何填补这段忽然产生的意识形态的真空和世界格局的未来走向问题,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其中之一,就是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福山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人类已经找不到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好的制度了,人类在这一制度下实现了普遍被承认的精神满足。因此他认为这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历史走向了“终结”。

  但著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

  首先他认为,福山对于未来历史格局的判断仅仅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对立战争确实走向了尽头。但除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独裁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主义等等依旧存在,单单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进行形势判断是错误的。在亨廷顿看来,全球政治已经进入了文明政治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最重要、最普遍、最危险的不是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经济集团、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文明团体之间的冲突。

二. 文明的冲突

  何为文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指出:“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文化集合和最广泛层次上的文化特性。文明是通过共同的客观因素,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制度和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同界定的。”一个人可以有不同层次的认同,而文明是最高层次的认同。亨廷顿认为,世界文明可以分为七种或八种文明,分别是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拉美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以及未来可能崛起的非洲文明。

  那么,文明冲突原因何在?首先,亨廷顿认为文明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文明从两千年甚至更久的人类历史中发展而来,历史、宗教、地理、习俗、语言等种种在时间长河中缓慢地积淀才成就了当今的文明现状。这种差异是根本性的,不可能在短期消除。这也造成了文明差异的另一特点——稳定性。

  从1500年开始的现代史起,人类文明首先经历了君主冲突。绝对君主和立宪君主相互对立,经过法国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议会立宪制度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民主国家以星火燎原之势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而在二战之后,国家冲突取代了君主冲突,意识形态的对立成为了冷战时期的冲突。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冲突也随之消弭。但是,文明的冲突既不同于君主冲突,也不同于国家冲突。君主冲突和国家冲突就像是“你站哪边”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确实可以选择和转变阵营。但文明的冲突却是根本性的,稳定性的,它是“你是谁”的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文明的烙印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产生,文明的差异是不可消除的。有差异就会有冲突的可能,而这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科技发展迅速。世界各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也越来越方便,“地球村”的实现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由此带来了世界各文明之间的频繁交流互动,而在频繁的交流之中,这种文明差异的认知不断觉醒。这种觉醒激发了各文明的文明意识,原教旨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引发了一系列的复兴运动以期望回到过去的历史信仰。

  二十世纪是新旧交替的世纪。现代化的巨大车轮从每一个人的身上碾过,人们被迫从农村搬迁到城市,来到一个陌生的冰凉的金属质感的环境里。到处都是混乱和更迭,倒塌的建筑与新立的高楼给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震撼。在这个崭新的陌生环境里,人们迫切地需要寻找到精神上的归宿感。而宗教和信仰,成为了现代人在面对精神孤独和社会创伤后的药剂。宗教团体不仅能够提供一些国家常常忽视的物质需要(例如救济、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照顾),更为重要的是满足了人们希望找寻的精神认同感。

  亨廷顿与福山另一大差异在于对西方文明是否具有普世性这一点的看法上。

  虽然亨廷顿的字里行间透露着西方中心论的思想,且其观点是从一个美国政治学家的立场出发的,是为了巩固美国在战后的超级霸权地位,并将世界文明笼统地划分为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两大块。但是,亨廷顿却敏锐悲观地意识到,西方文明不具有普世性。

  首先,达沃斯文化(全球范围内部分精英所共同持有的政治经济社会观点、价值观)不是一种普世文化,它的根基依旧很浅,只停留在特定群体中。其次,全球传媒虽然不断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例如美国的好莱坞电影潜移默化地进行文化输出),但是这种输出是极其极其缓慢的,不可能在短期使得世界文化趋同。最后,现代化不代表西方化。语言和宗教是文明的两大重要特点。而早在现代化之前,西方的语言和宗教文化就已经形成。因此,现代化的推进并不意味着将西方文明的要素可以被其他文明全盘吸收。
以上种种,就造成了不同文明间的差异以及冲突。

三. 影响与讨论

  二十世纪初的世界各国仍旧笼罩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阴影里,国际合作在战后复苏显得尤为重要。正是在这样的友好和平背景之下,亨廷顿提出了自己的文明冲突论,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学术界立刻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声音,赞赏与批评并存。

  不可否认的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极富有预见性的。911事件的爆发就是文明冲突论的一个重要证明。此外,亨廷顿早就意识到了乌克兰分裂的可能性,东乌克兰信奉东正教,而西乌克兰信奉天主教,迥异的宗教信仰造成了文明断层。而事实证明,在天鹅绒革命之后,东西乌克兰对立分裂。

  许多学者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持有怀疑态度,认为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以相互吸收融合为主导的。但事实上,亨廷顿从未用静态的过时的眼光看待过文明发展史,首先他认为文明是没有明确的边界的,文明之间会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文明的具体内容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变化。因此他将文明的边界称为“文明的虚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是建立在文明的交流基础上的。冲突其本身也是文明交流的一种形式,而且是极为重要的一种形式。

  另外也有一些学者对文明团体构成冲突的基本阵营这一点保持怀疑。文明范式和国家范式不是简简单单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亨廷顿的本意并不是将文明团体与国家团体对立成为互不相干的两部分。文明团体,文明所造成的差异是抽象的;但是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仍旧是以国家或国家集团等实体形式来实现的。“文明是利益政治的过滤器”,文化认同和文化差异是导致冲突的根源,而政治实体发扬这种文化认同和差异并以此为基础界定自己的利益和需求。因此可以认为,文明冲突是根源,国家利益冲突是其外在表现形式。

  亨廷顿的观点具有许多借鉴意义,从一定程度上警醒了人们由于文明差异而可能造成的冲突。但是其观点也有许多不合理之处。

  亨廷顿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美国是一个自由主义高度发展的多元社会。那么是什么力量将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多元社会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呢?亨廷顿给出的答案是共有的价值观和社会承诺。他主张欧洲的基督教的新教的文化,认为这是美国民族财富力量民主的源泉。因为政治正确的原因,亨廷顿虽没有明确指出,但是他将美国在“21世纪初所面临的挑战”归结为“将被那些决心要削弱和摧毁这种欧洲的、基督教的、新教的、英国的文化的人所分裂”。从某种程度上说,亨廷顿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其他种族数量的增多表现出明显的担忧,于是有许多学者认为亨廷顿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暂且不论亨廷顿本人的立场。最近美国发生的黑人弗洛伊德事件又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在自由主义高度发展的美国,表面上看已经不容许有任何种族宗教性别语言的歧视,但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并没有消失。哪怕到了21世纪,马丁路德的“我有一个梦想”依旧只是一个梦想。而随后爆发的大规模游行和抗议,又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在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中,不乏大量的白人。正是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思想信仰和共同的价值观将他们凝聚在了一起,而这种信仰恰恰是美国诞生之处就拥有的文化信仰,让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凝聚在了一起,是将一个多元国家凝聚在一起的真正力量。

  此外,亨廷顿深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强调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可能的冲突,甚至预言儒家思想会和伊斯兰教联合对抗西方文明,导致新的世界大战。这几乎是没有根据的论断。首先各个文明都有其精华之处,各个国家要实现复兴、实现发展、实现现代化就一定会或多或少地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多元化是当今世界的总趋势。忽视其他文明的优秀而笼统地概括为非西方文明并与西方文明对立起来,其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其次,中华文明是谦和的,儒家强调和谐,强调个人自我的身心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将儒家文化视为引战的根源,也是缺乏根据的。

  长达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亨廷顿的“西方”和“非西方”不应当成为我们文化取舍的标准。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就应该追根溯源,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思考属于中华文明自己特有的文化印记和精神源泉。我想这也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所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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