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nCov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杜牧《阿房宫赋》

官僚

  对个人的清算和追责是必要的,但倘若因此便忽视了社会与政治结构中所存在的顽疾,便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面文章;甚至,这种针对个人的事后清算,只是弃卒保帅、化解公众不满的噱头罢了。

 问题的关键并非个人或局部、而是在于整体,这一体制之中的每个部分、每个机关都并非无辜,而唯一找到解药的办法便是重新审视整个官僚体制的顽疾与弊病。

 在这一政治结构中,主政官员的政治生命承受着来自上方的压力和监督,却无须像位于他下方的更接近基层的官员、以及这一结构终点处的被治理者负责,而后者亦尤其缺乏对前者的问责渠道。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官员问责性(Accountability)的缺失。

​ 在西方国家的体制中,基层的问责性通常通过市政选举(Municipal election)或公民团体(Civil society)来实现(包括但不限于支持竞争关系中的政党,参与公民团体等)。

​ 关于结构性的思考,前段时间看到一片关于香港的文章中也有探讨。站在旁观者的角度,通过五大诉求真真正正拿到什么或许不是示威者最为关注的,其本身是希望通过这一持续性的具有影响力的运动,凸显体制下的结构性问题,以及香港人民在这一结构下的怨怼。当然其后演变出的种种、以及应当采取怎样的方式和手段就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当然,西方国家的这种机制同样存在它独有的社会问题,例如选举中资源的浪费,”政党分肥“的腐败现象等,也需要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作为前提,因此并不一定适合于中国国情。

​ 然而,话说回来,当下这种体制的弊病确确实实是值得反思的,而当下关于其的讨论、认知由于种种因素都少得可怜,更遑论改进了。

 然而,这种压力来源于政治结构,主政官员的理性抉择反而同时是不对民众负责、带来惨痛后果的决定,恰恰是证明我们所做的结构性批判重要且必要的最佳讽刺:稳定和绩效压倒知情权与风险防范在外面的体制下是正确而理性的,正如同资本家倾倒过度生产的牛奶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也是正确而理性的选择那样,恰恰体现了这种体制内在逻辑的荒谬之处。

谣言

【谣言】与【辟谣】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组话题。

​ 我们姑且先将 谣言 定义为 不真实的言论。

PS: 期待了很久的尼尔森斯交响乐巡演被迫取消了q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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